实现有质量的中高速增长

实现有质量的中高速增长

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，无疑仍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，但在具体内涵上则要因应新常态，把实现有质量的中高速增长放在首位。

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，无疑仍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，但在具体内涵上则要因应新常态，把实现有质量的中高速增长放在首位。

新常态下更有必要保持经济发展势头

新常态下，我国经济发展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，保持发展势头显得更加必要。

从经济发展自身看，我们现在正处于爬坡过坎阶段，面临着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双重任务，且二者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。调整经济结构从某种程度上看，就是一个增支减收的过程。调整供需结构需要增加优质公共产品供给，调整区域结构需要加大对中西部等落后地区的投入，调整产业结构需要扶持新兴产业发展，调整城乡结构需要加大对“三农”的投入，调整生态结构需要加大对环境的保护和修复，而淘汰落后产能、实施定向减税等则直接表现为减收。显然，延续发展势头、保持一定的增速，是调整结构、实现转型的前提条件。

从经济和社会发展关系看，没有发展也无法应对集中爆发的社会问题。西方社会200多年发展转型产生的矛盾，在我国被压缩到了30多年里，这是一个不同群体利益快速洗牌的过程，尤其是我国实施的是追赶型战略，提出“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”，利益重组速度快、力度强、幅度大，一些群体的社会利益诉求强烈。“能增不能减”是利益分配的共性规律，减少利益矛盾、回应利益诉求、保障公共服务、维护社会稳定都需要钱，国家财政面临扩大支出的巨大压力，解决经济和社会失衡的矛盾，除了加快发展，没有别的选择。

从国内发展和国际发展看，能否逆势上行，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。根本上靠科技创新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，没有听说什么时候不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，它们正凭借雄厚的科技实力、成熟的市场制度，加快实施科技创新战略、再工业化战略。我国的产业在世界分工体系中还处于中低端，产业背后的科技能力同样处在这个水平上。面对这样的严峻挑战，不进则退，小进也是退。

必须守住中高速增长的底线

只要把经济发展作为第一要务，就无法回避增速这一敏感话题，而且应该有底线。对此，党中央、国务院从未含糊过。

首先需要“能达标”。李克强总理多次指出，增长预期目标要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和编制“十三五”规划相衔接。党的十八大则明确提出，2020年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。

关键必须“保就业”。就业是民生之本。发展经济最基本的目的是保就业。有就业就会有收入，能就业才能有未来。很多国家的宏观政策，都是围绕失业率进行设计和调整的。我国具有人口多的特殊国情，每年等待就业的高校毕业生高达700万，还有城镇新增的非大学生就业人口，还要新增600多万农村剩余劳动力，城镇化又处于加速推进阶段，就业压力非常大。正如李克强总理指出的，稳增长更是为了保就业，既要满足城镇新增就业的需要，又要为农村转移劳动力进城务工留出空间。

7%左右是经济增速的底线。以去年为例，全年新增城镇就业人数1322万，扣除退休等净退出，实际增加城镇就业人数为1070万。去年GDP增速是7.4%，这就意味着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的GDP可以带动145万新增的城镇就业人口。这样，如果要保证1000万~1100万新增城镇就业人口实现就业，我国GDP增速大约需要保持6.7%~7.4%的增速。因此，7%左右应该成为我国经济增速的底线。

也要守住中高速增长的上限

当然，稳增长、保速度，并不意味着速度越快越好，且不说受限于潜在生产力水平，已经很难再续高增长，更主要的原因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过渡期。

一方面，在现有经济生态下，经济的规模总量、现存结构、开放模式、运行体制、创新能力、劳动力供给、生产力水平，与旧常态下的规模扩张式的增长方式已不再协调，依靠过去修修补补的办法已不足以让生产方式适应新常态。在新旧发展方式替换的关键阶段，为了避免大起大落，实现平稳过渡，需要稳住发展势头，实现稳中求进。

在新的发展模式还没有建立起来之前，要维持高增长，往往会继续使用“老办法”。明明不可为而为之，只有两个选择，一是超发货币、“大水漫灌”，二是大幅扩大投资规模。2002到2012年，我国广义货币M2年均增长18.07%，目前M2与GDP的比值已接近2，如果仍以两倍于名义GDP的增速供应货币，将带来严重通胀。1981到2012年的31年里，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1.22%，高出同期消费增长5.62个百分点，目前工业产能普遍过剩，房地产总体上进入瓶颈期，“铁公基”虽然有需求，但因回报周期太长，存在很多不确定性。在新的投资领域没有得到有效拓展的情况下，继续超发货币，强行扩大投资规模，只会使过剩的产能更加过剩，污染生态环境，使得金融和经济风险更加严峻。因此，在“过渡期”阶段，多高的速度是合适的，需要拿捏好，既要把潜在增长水平挖掘出来，保持应有速度，又要为调结构、抓改革、促转型留出空间。

我国正处于新旧产业和增长动能转换的接续期，实现增长动能的转换和提质增效升级有一个过程。在这个新旧发展方式一增一减的关键阶段，为了稳增长、实现平稳过渡，需要“新老办法”并用。但由于转型发展是“新陈代谢”的过程，“老办法”就不能多用，否则，将抑制新发展方式的成长。

把质量和效益作为增长的生命

我们要的是有质量、有效益、可持续的发展，要更加自觉地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。

我国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，与发展方式的升级换代密切相关。也就是说，要全面提高产品、服务、工程和环境的质量，从而提高经济发展质量；要改善企业效益，增加财政收入，提高投入产出效率，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、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；要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，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，提升我国产品附加值、产业竞争力和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，从而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。

质量和效益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生命。在新常态下，因为长期以来的粗放发展、规模扩张，经济增长面临资源约束、产能过剩、环境承载等的严峻挑战，继续延用既有发展方式，资源、产能、环境都已负担不起，能不能提高质量和效益，已经成为增长能否持续的前提。突破既有发展方式制约的瓶颈，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来推动发展方式变革，实现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共赢、满足有效需求的增长，并且只有根植于这样发展方式的增长才有生命力，才有广阔的发展前景。

推进转型发展是提高质量和效益的根本保证。要紧紧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，把功夫用在调结构、促改革、惠民生上，努力实现稳增长和促转型的双重目标。把调结构作为主攻方向，着力提升供给水平以适应需求变化，加快促进供需均衡；以“中国制造2025”和“互联网++”行动计划引领，加快促进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；以实施新型城镇化为战略抓手，加快促进城乡一体化。把促改革作为根本途径，把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因素，把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作为核心，把实施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作为倒逼手段，建立既能发挥政府优势，又能让市场产生最大创新激励的机制。把惠民生作为检验标准，实现国家财政收入与GDP同步增长，实现企业效益同步提升，实现城乡新增就业人口有效就业，实现城乡居民收入、社会保障水平同步增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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